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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已经很晚了，我那条名叫“维尼”的狗蜷缩在我旁边的狗窝里，呼呼地打着呼噜。一条13岁的老狗了，就这样陪着我熬过了不知道多少个夜，它那双眼睛目睹我写出一本又一本书。这条天热了知道要求开空调，天冷了知道自己去拖被子的聪明狗，就这样看着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趴在电脑前创作，似乎连它也觉得很有成就感，所以就这样“无怨无悔”地一直趴在我脚下，陪伴我在孤灯下熬了13年。
而这个时候我的脑子还在四姐和翦卫国那些人身上没回来，如同喝了一壶老黄酒，精神还很兴奋，那就索性再啰唆几句吧，顺便也把四姐和翦卫国这些人的命运结局给各位读者做一个交代。
其实，这个故事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了，大约在2010年的时候，制片人江红约我去西安聊一个电视剧，我就给她讲了一个初期的猴票的故事，并在此之后形成了这部小说和同名电视剧。但是，后来因为其他稿子的原因，这本书写完一稿后就被我扔在硬盘里，静静地趴了将近五年的时间，直到前不久江红打电话通知我，说电视剧已经开机了，我才想起了这事。
首先要说的是，小说里所有的人和事，都是真的，而且“四姐”和“卫国”也都是我生活中的朋友，在生活中我也是这样称呼他们的，四姐也确实姓王，只是卫国并不姓翦罢了。
这些年，我的生活轨迹除了写作基本上就剩下玩儿了。我是属于很爱玩儿的那类人，玩壶、玩茶、玩烟斗、玩核桃、玩茶叶、玩邮票，等等，等等，但凡是说玩儿的事，基本上我都能与之扯上一点儿关系。有段时间，一家媒体想让我过去开一个关于说玩儿的专栏，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接受。其实玩儿不是一件简单或轻松的事，尤其对我来说，只要是玩儿，就一定要玩儿出个名堂，至少要知道这个东西的玩法，起源在哪里，有什么故事，这些最基本的常识要能说出个一二三来，否则就是瞎玩儿。回头来再看看我这辈子所走过的路和写过的书，也大部分都是和玩儿有关：《混子》玩的是古董，《大商埠》是一张古画，《中年危机》是一把茶壶，《茶叶帝国》则是玩茶，还有一本尚未写完的作品《我要赚到一个亿》，讲的是玩核桃，以一对文玩核桃作为道具，讲述一个女复转军人艰苦创业的励志故事。
这本书就不用多说了，玩的是邮票。有读者可能会问，这本小说里讲述了那么多复杂曲折的关系，是真事儿吗？我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地说，千真万确都是真人真事，不仅仅是真事，而且确确实实地就发生在四姐和卫国这两口子身上，只不过在最后的部分做了一些必要的夸张。比如最后捐献那些邮票，现实中的四姐和卫国其实只捐出了一部分——那正是猴票价格被炒到最火爆的时候，连号版单版已经突破了200万，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！
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一直在探究一个社会现象，比如人性。我说不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向努力好学的中国人中，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远离了阅读而醉心于追求物质，读书，已经成为他们的负担，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对物质追求的狂热，为了一己利益不择手段，贪婪和虚荣已经成为今天社会的一种病态在蔓延，而有人甚至大言不惭地将此定义为“竞争”。我的一位朋友陈晓蕾曾经在她的微信里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：“很多人总以为挤垮了谁、超越了谁、整死了谁就代表了成功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所谓成功，不是看他摆平了多少人，而应该看他服务了多少人，帮助了多少人，凝聚了多少人，成就了多少人。”
有一次与著名艺术评论家柯文辉先生一起喝茶，聊到了关于人性的问题，他说了一句话非常经典，让我始终记忆犹新。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：“就人性而言，就像掉落在染缸里的一滴净水，水只是个自然属性，一旦落入红色就是暖的，落入黑色必定是黑的。”
我还是衷心祝愿我们这个社会多一些暖色，少一些冷漠！
感谢本书的出版人、我的老朋友林苑中先生，感谢制片人江红女士，感谢导演，感谢演员王千源、边潇潇以及剧组所有的演职人员，我在此向你们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当时钟指向三点的时候，我再次回头看了看狗窝里的“维尼”，它于睡梦中忽然发出几声“嗷嗷”的怪叫，我估计这是狗在说梦话，面对人世的浮华与浮躁，我不知道在狗的世界里会是怎样一种表达。
刘杰
2015年12月3日凌晨
